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进入“休克”状态，全球原油需求骤降，价格大幅下滑。在此背景下，欧佩克及其以俄罗斯为首的盟友（以下简称：OPEC+①）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减产谈判从破裂走到成功，加剧了价格的大幅波动，纽约WTI油价甚至出现历史上罕见的负值，成为市场关注和价格研究的焦点。是什么导致OPEC+从竞争走向合作？合作的基础是否牢固？OPEC+后续政策走向和对油价的影响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分析解答，需要从理论上分析OPEC+联盟面临的困境和政策取向，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对需求和价格的急剧冲击，将有助于准确研判市场形势和价格走势。

石油输出国组织作为生产者联盟，在早期（上世纪60-70年代）共同商定原油产量和价格，具有典型的卡特尔（cartel）垄断组织特征。Vincent（2011）认为，OPEC人为制定成员国产量配额和一揽子原油价格、在特定时期通过调整产量来影响价格，是卡特尔组织。然而，Khalid（2016）通过对OPEC产量及油价建立ARDL模型，认为没有证据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认为OPEC是卡特尔垄断组织。随着几十年来市场形势的变化，包括石化能源利用强度的下降、定价方式的转变和OPEC地位的下降，OPEC主观上在有意回避卡特尔这一垄断头衔，客观上其影响价格的能力有所减弱，但其仍在坚持通过制定生产配额影响市场，作为卡特尔垄断组织的核心特征没有改变。

理论上，卡特尔垄断组织具有结构不稳定的特征：一是存在“搭便车”行为。垄断利润会吸引潜在的进入者，不是卡特尔成员，不受产量限制还可享受垄断价格，新参与者通过“搭便车”获取垄断利润，所以产业进入壁垒的高低是卡特尔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二是内部成员间存在“囚徒困境”。在内部实力比较均衡的情况下，假定其他成员不扩产，某个成员扩产会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存在“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逆向激励机制。曹琦和樊明太（2016）研究表明，在单次产量博弈下,各成员国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囚徒困境”：超产量配额生产。在缺乏监督机制或监督机制失效的情况下，话语权较强的成员之间会有合谋行为，而话语权较弱的成员会选择退出。OPEC的历史也证明：不同程度的存在“囚徒困境”问题②。然而，也有学者从长期角度分析OPEC对价格的影响，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朱彤（2014）通过对OPEC策略行为进行实证检验，认为OPEC产量配额对国际油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上，长期看国际油价主要受市场供需基本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同历史阶段的OPEC行为和价格走势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国内学者从这个角度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在价格上涨期间，欧佩克通过产量配额维持市场平衡，获取垄断利润，但会吸引新参与者，如高油价成为页岩油革命的导火索。赵公正（2018）通过比较2017-2018年油价上涨和金融危机之前的油价上涨，认为OPEC 通过减产抬高油价，导致新进入者“搭高油价便车”，美国页岩油成为原油市场新的机动调节者。在价格下降周期，欧佩克试图通过控制产量维持市场平衡，在利益的博弈下“囚徒困境”难以避免。田洪志（2016）基于2008-2009年和2014-2016年两次国际油价下跌比较，认为OPEC不减产决定加剧了油价跌势，成员国不再遵守产量配额。高新伟（2017）通过比较国际油价有史以来出现的五次暴跌，认为2014-2016的油价下跌和1990年较为相似，并得出油价较长时间处于低位的结论。田洪志（2016）和高新伟（2017）对不同的油价下跌周期开展比较研究，虽然角度和结论有所不同，但共同点在于下跌周期是OPEC成员国利益协调困难的时期，也就是“囚徒困境”集中暴露的时期。

目前，尚未发现有学者对OPEC+联盟的市场影响进行研究，本文将通过比较最近两次油价大跌的情况，对OPEC+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深入分析。

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分布的集中和生产的垄断以及与消费的不匹配性，加上地缘政治和投机炒作的影响，导致价格经常剧烈波动。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呈现大跌、缓涨、再度大跌三个阶段。

（一）2014年下半年-2016年初的油价大跌

回顾2014年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美、俄、沙特三大产油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但大背景是美国联合沙特通过压低油价削弱俄罗斯。俄罗斯是高昂油气价格的直接受益者。美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实现页岩油革命，并在2015年底放开原油出口限制，标志着美国能源迈向独立，也意味着中东地位的弱化。同时，沙特不愿看到美国从中东退出，也不希望俄罗斯在中东填补空白。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克里后来称：在2014年9月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沙特压低油价来向俄罗斯和宿敌伊朗施压，换取美国打击叙利亚的承诺。

2014年11月，OPEC部长会议上，尽管当时市场已出现供应过剩、价格下跌的迹象，但沙特不顾多数成员国支持减产的意见，坚持扩产，声称要以低价把高成本的石油商特别是页岩油挤出市场，夺回市场份额。实际上，2014年，沙特占全球市场份额为13.0%，比2010年增加了0.9%。最终，价格从持续三年半之久的百元高位开始崩跌，从2014年6月最高的115美元跌至2016年2月最低的28美元，跌幅达76%。

（二）2016年初-2019年底油价缓慢回升

2016年5月，已经担任沙特石油部长21年之久的纳伊米被沙特阿美董事长法利赫替换，标志着沙特石油政策的转变。法利赫上台后，迅速推动OPEC在11月30日达成减产120万桶/日的协议。沙特主动承担了大部分减产份额，并接受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豁免诉求，这一灵活政策是达成协议的关键。12月10日，OPEC与非OPEC国家达成历史上第一次减产协议，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非OPEC产油国减产55.8万桶/日。虽然非OPEC国家减产规模不大，且很多非欧佩克国家仅仅是象征性的减产。但是，通过扩大卡特尔组织，在理论上排除了部分产油国的“搭便车”行为。此后，OPEC+多次召开部长级会议延长减产期限和确定新的减产额度。

减产期间，全球原油供应过剩得到有效缓解。2014-2016年全球原油每日过剩数量分别为105万桶、218万桶和70万桶。2017年执行减产后，当年二季度即出现拐点，从供过于求转为供不应求，全年原油平均每日缺口70万桶，价格缓慢上涨。2018年10月，伦敦布伦特和纽约WTI油价最高升至每桶86.29美元、76.41美元。2019年，按新的基期和减产额度执行减产，全年平均缺口57万桶。在沙特超额减产带动下，OPEC+减产执行率超过100%，供需由过剩转向紧平衡，油价缓慢上涨。

（三）2020年疫情冲击下油价暴跌暴涨

1.OPEC+谈判破裂。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市场恐慌情绪加剧，全球用油需求锐减，国际油价出现大幅下跌。在此背景下，市场预期OPEC+将进一步减产保价。然而，3月6日谈判破裂，会后沙特发动“价格战”，大幅调低原油定价，以20年来最大的折扣抢占市场份额，国际油价暴跌。在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价格战”的背景下，伦敦布伦特和纽约WTI油价从会议前的每桶50美元和46美元，在3月末最低分别降至每桶23美元和20美元，降幅达55%。

2.OPEC+再度合作减产。谈判破裂、“价格战”和油价暴跌引发了有关国际机构和国家的严重不满。国际能源署批评称，沙特和俄罗斯在全球抗疫之时发起石油价格战极度“不负责任”。

极低的油价对美、沙、俄三国都带来沉重压力。美国方面：页岩油平均成本约为40-45美元。如果油价长期低于40美元，将对美国页岩油带来沉重打击。当前又逢美国大选，这对于力挺能源产业的特朗普政府带来新的难题。尽管各方分歧很大，经过长达一周的OPEC+会议和为期四天的G20能源部长会议，4月12日OPEC+最终达成减产协议：5-6月减产970万桶/日，此后逐步调低减产额度。

3.油价暴跌暴涨均创历史记录。4月20日，国际油价惊现历史性的一幕，即将到期的纽约WTI原油期货5月合约价格跌入负值区间，库容紧张导致市场极端恐慌，收于每桶-37.63美元，跌幅306%。按照布伦特的价格计算，最低跌至每桶19.33美元，比年初高位下跌72%。5月以来，随着OPEC+正式减产，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疫情好转，开始放松疫情管控，国际油价大幅回行。5月底，国际油价升至每桶35美元，布伦特油价比4月低位上涨83%，5月单月涨幅再创历史记录。

2014年以来的两次油价暴跌，给OPEC组织带来考验，减产掩盖了OPEC+组织面临的困境，但组织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

（一）两次油价暴跌的比较

1.两次油价暴跌具有一定的共同点：第一是供应过剩。价格跌幅均超过70%，而过剩的主要原因都是美国页岩油的大幅增产；第二是主要产油国拒绝减产。第一次是沙特，第二次是俄罗斯，并且减产打压价格的目标一致，即沙特和俄罗斯作为传统产油国，利用低油价打击美国页岩油；第三是减少搭便车。这也是最重要的共同点，沙特利用价格低位契机，试图扩大OPEC，让更多的产油国加入卡特尔组织，减少“搭便车”。在第一次油价暴跌期间，成功地扩大了OPEC，有10个产油国（重点是俄罗斯）加入OPEC减产联盟。在第二次油价暴跌期间，沙特利用G20轮值主席国的地位，安排在OPEC+减产会议同期召开G20能源部长会议，试图继续扩大OPEC，建立“OPEC++”。G20能源部长会议公报体现了沙特扩大OPEC+的意图。公报称，各国同意减产并督促产油国稳定市场，承诺共同努力制定协作性的政策及应对措施确保能源市场稳定。

2.两次油价暴跌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现在的情况分析，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价格的低位水平和持续时间使得影响显著不同。OPEC+谈判破裂、叠加疫情冲击和“价格战”，负油价的出现标志着市场调整比上一次更为显著，冲击和动荡更为激烈；二是美国页岩油受到的影响不同。第一次油价下跌对页岩油影响不大，第二次美国页岩油受到明显冲击。能源服务公司贝克休斯每周公布数据显示：5月底美国活跃钻机数降至创纪录低位的237座，意味着美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原油产量将有实质性的下降。

（二）OPEC面临的困境分析

1.页岩油“搭便车”行为。2016-2019年，随着国际油价逐渐回升，美国页岩油快速扩产抢占市场份额。美国原油日产量从2016年末的880万桶升至2019年末的1280万桶，涨幅达46%；同期，其市场份额从11.7%升至14.5%，而OPEC市场份额从43.9%下降至41.9%。2020年1月较2017年1月，OPEC日产量下降367万桶，而美国原油增长388万桶，两者基本相当，可见美国是三年多来OPEC+联盟减产的实际受益者。当前油价回升到页岩油的成本附近，OPEC+再现两难处境。2020年6月6日，OPEC+同意延长现行的日减产970万桶石油措施到7月底，以稳定受疫情影响而处于低位的油价。OPEC+将每半年一次的产量会议调整每个月一次，反映了OPEC+的矛盾状态：既要延长减产稳定油价，又要防止油价过快上涨，美国页岩油产量再度增加。

2.囚徒困境。由于没有硬性的约束机制，OPEC+成员国对减产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存在明显差异，“囚徒困境”给减产联盟带来压力。一是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一直未足额减产，2018年4-12月俄罗斯原油产量反而大幅增加并创纪录新高。虽然OPEC+部长级监督委员会定期监测各国减产情况，但本质上是成员国基于自愿或按自身需要调节产量，减产缺乏约束力；二是在OPEC内部，对减产配额的分配和执行也存在差异。沙特对部分成员国的绥靖、怀柔政策，导致其他成员国的不满。譬如，允许利比亚和尼日利亚减产豁免，伊朗作为特例允许增产，矛盾的积累最终导致卡塔尔和厄瓜多尔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退出OPEC，凸显了该组织的不稳定；三是地缘政治局势导致超额减产。在2016-2019年减产协议执行期间，伊朗、委内瑞拉和沙特原油产量下降幅度排前三，分别占总下降量的35%、25%和15%，三国合计占总减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中，沙特是主动超额减产，伊朗和委内瑞拉是受美国制裁而被动减产。两国的被动减产和沙特主动且超额减产，是维持OPEC+联盟成功运行三年的关键，从而在整体上保证了OPEC+减产目标的实现。

（三）对未来油价走势的判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全球原油需求实质性恢复前，产油国有一致动机共同应对需求萎缩和库容短缺。若需求逐渐回升并带动油价上涨，尤其是升至美国页岩油每桶40美元成本上方，OPEC+将回到今年3月初的矛盾状态，且各产油国力争经济恢复可能使得遵守减产任务更为困难，供应过剩局面更加尖锐。因此，不论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和控制处于何种情形，在大概率的情况下，沙特和俄罗斯将再次增产抢占市场份额，欲以低油价压制美国页岩油，市场将延续供应过剩格局，未来几年国际油价总体处于低位。极端情形下，美国可能联合沙特、俄罗斯组建OPEC++联盟，对全球原油产量进行分配，形成产量和价格合谋，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OPEC++成功组建，“三巨头”所代表的产油集团占全球原油供应高达60%-70%，其核心将是美国主导，届时油价可能升至高位。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OPEC作为卡特尔组织，无法摆脱其结构性的矛盾和困境。由于国家利益的不一致和形势发展的变化，其矛盾会有缓和期，也有尖锐期，但产油国之间的矛盾缓和期大于尖锐期。历史看，油价多数时间处于对产油国整体有利的位置，这种利益共同体使得矛盾不足以导致OPEC解体。二是沙特作为OPEC组织的核心，对组织的改革和转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组织矛盾凸显期，沙特通过“怀柔”政策，最大程度容忍成员国的欺诈行为，弱化了卡特尔组织面临的结构性缺陷问题。在OPEC市场地位出现下降时，沙特审时度势扩大组织，并给予新成员国更大的自由，形成OPEC+联盟。双管齐下，大体上维持了OPEC组织在60年来的基本稳定。三是OPEC的改革和转型还不足以解决自身发展的困境。对2014年供应过剩，OPEC从扩产到减产，反映出该组织存在固有的内部矛盾。2016年以来的减产保价，促成了美国页岩油快速发展，导致内部矛盾加剧。2020年面对疫情蔓延，OPEC+在一个多月时间的减产谈判从破裂到达成协议，该组织的声望和信誉受到打击。对美国页岩油企业，OPEC+既想通过拉拢美国联合减产，又想通过“价格战”打败页岩油企业，互相矛盾的目标难以成功。

从我国作为石油消费国的角度看，主要启示有以下方面：

1.作为石油消费国应充分利用和平衡好与三大产油国之间利益关系。三大产油国之间矛盾重重，而低油价对我国经济有显著好处。沙特、俄罗斯是我进口原油的前两大来源国，美国也试图打开我国市场。我们要充分利用消费大国优势，处理好各方面的复杂关系，争取更加稳定的供应和更为有利的价格。

2.扩大储备和海外权益增强应对风险的实力。继续扩大原油国家战略储备，利用好低油价窗口期，增加石油进口，充实国家储备。立足长远，规划建设好一批“一带一路”能源项目。对于海外能源项目，要和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结合起来，要增加灵活性、有规划地布局。要有全球视野，注重长期回报。要跳出“保障进口”的思维框架，规划选择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项目，增加海外石油权益。

3.国内相关企业要做好应对风险准备。近年来各种不确定事件频发，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美国政府转移矛盾、欧盟在应对疫情上各自为战、中东战火依旧，世界处于大变局的多事之秋。在原油市场，“阴谋论”盛行，历史性的负油价和减产额度都预示着国际石油市场可能进入剧烈震荡期，油价走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相关企业要未雨绸缪，做好风险应对准备。

参考文献：

[1]Vincent Brémond,EmmanuelHache,Valérie Mignon. Does OPEC still exist as a cartel?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Energy Economics,2011(1).

[2]Khalid M. Kisswani. Does OPEC act as a cartel?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oordination behavior[J]. Energy Policy,2016.

[3]曹琦,樊明太.完全信息博弈论在OPEC产量配额机制中的分析应用[J].未来与发展, 2016(5).

[4]朱彤.OPEC策略行为理论研究评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4(2).

[5]赵公正.近两年国际油价上涨新特征及对未来油价影响分析[J].中国物价,2018(8).

[6]田洪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深层次因素研究——基于2008-2009年和2014-2015年两次国际油价下跌比较[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

[7]高新伟,李洁仪,朱源.低油价周期的比较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7(11).

（作者单位：魏洪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北京局，赵公正、钟弥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