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既是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也是石油生产大国，油价过高或过低都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油价过高，会加大用油行业和消费者负担，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油价过低，会导致国内原油产能萎缩，削弱我国石油自给能力，不利于保障能源安全。为应对油价变化影响和调控超额收益，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设置了油价调控上下限，在油价低于每桶40美元时（“地板价”），征收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在油价升至每桶130美元时（“天花板价”），不提或少提成品油零售价；油价达到每桶65美元起征点时，征收比例为20%~40%的石油特别收益金，油气资源税改由从量为从价计征、税率提至6%。当前油价超过每桶90美元时，预计全国将年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约750亿元，石油资源税540亿元。油价每上升1美元，政府与企业边际收益比为72%∶28%

目前，我国有关弃置法规体系尚不规范，配套政策缺乏，监管力度不强。我国在2010年出台了《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和《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费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中国海油按年计提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费15亿~50亿元不等，但陆上一直没有出台相关规定。弃置费计提无据可依，导致陆上油气生产未计提、未提足弃置费，或计提存在争议等问题，将产生安全和环境隐患，清理资金难以及时全额筹集。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应抓住当前高油价有利时机，尽快出台《陆上油气田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借鉴海上做法，陆上弃置费在生产期按产量法或年限法计提，税前扣除。实行全国海陆弃置费用全覆盖，有利于维护国有资源权益，增强安全环境保护。

我国非常规石油主要是指致密油、页岩油。我国资源“劣质化”问题凸显，超低渗+非常规储量占比达到82%，油价50美元/桶时，约50%产能无效益，油气开发已进入“非常规时代”。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基础雄厚，立足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给予适当政策扶持，可大幅增加经济可采储量。应抓住当前高油价有利时机，尽快建立“非常规石油勘探开发风险准备金”制度，即将在高油价时征收的石油特别收益金，划出一定比例如20%注入非常规石油勘探开发风险准备金，在油价低于每桶65美元时，专项用于支持非常规石油勘探开发，油价差距越大支持幅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