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能源发展关系及趋势分析|文摘

来源：《国际石油经济》发布时间：2021-09-24

作者

王利宁，戴家权，陆亚晨，彭天铎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ETRI）石油市场研究所

中国石油集团油气市场模拟与价格预测重点实验室

摘要：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经之路。通过分析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的关系，发现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了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产业结构“偏重”，且第二产业单位产值能耗远高于第一、三产业，从而导致单位GDP能耗偏高。基于中国现状以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研判“双碳”目标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预计2030－203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认为制造业低碳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并对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对策建议。

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了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产业结构“偏重”，且第二产业单位产值能耗远高于第一、三产业，从而导致中国单位GDP能耗偏高。尤其是中国工业用能快速增加，特别是工业用煤的增加滋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限制“两高”（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快速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对优化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转型趋势及对能源发展影响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一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继续推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 年全国人口共 14.1 亿人，总量增速有所放缓。根据人口增长模型测算，中国人口将于2025－2030年间达峰，峰值为14.3亿人，此后缓慢下降，2060年降至13亿人左右。人均寿命提高及出生率下降使得老龄化加速，206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30%。同时，在“双循环”格局下，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预计2030年城镇化率达66%，2060年达到75%，城镇人口规模接近10亿人。

二是经济增速将放缓，但发展质量更有韧性。当前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正处于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和储蓄率下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重新配置接近尾声，以及技术追赶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空间显著缩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见图7）。经济增速的阶段性变化，客观上要求经济应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变，要更加注重通过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更有质量的增长来实现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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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产业结构继续演变，第三产业占比逐步提升。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已经形成“三二一”的特征，但是相较于美国、英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演变趋势（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在社会总产值中的占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全部呈现上升趋势，且发展至今基本都超过70%），中国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产业产值占比明显偏高，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过低，且制造业一直面临“大而不强”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长期看，随着数字化、智能化不断推广应用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将稳步提升，预计2030年其占比将突破60%，2060年接近70%（见图8）。参照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的发展路径，随着中国制造业相关“卡脖子”技术相继攻关，制造业将由“大”转“强”，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也将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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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逐步从工业化中期转向后期。从工业化发展进程看，“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化处于从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从“十四五”开始，中国将进入工业化后期。200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变化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在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阶段，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从资源、能源高消耗型产业向节能减排型产业发展。

经济发展对能源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效率提升将推动能源消费总量于2030－2035年间达峰。由于能源消费增长速度等于GDP增速与单位GDP能耗变化率之和减去GDP增速与单位GDP能耗变化率乘积，所以实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需能源强度变化率与经济增速相当。当前，中国GDP增速基本保持在6%左右，而单位GDP能耗以年均约3.5%的速度下降。在“双碳”目标下，中国单位GDP能耗将以更快速度下降，预计将逐步达到年均下降4%～4.5%的水平。考虑到2030－3035年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4%～4.5%的水平，届时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就将达峰。

传统高耗能产业的渐次达峰将推动能源消费总量达峰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整体上远远低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并且该产业的经济效益略低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但是，工业化进程决定了高耗能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并且现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对高耗能产品的需求旺盛。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逐步进入后期，人均自然资源消耗以及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产量均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呈现“快速增长、增速放缓和逐渐降低并稳定甚至回落”的三个阶段，即工业发展的“S”形曲线（见图9）。重化工业产品产量的减少必然推动能源消费总量增速的放缓甚至达峰。此外，因重化工业能源结构偏煤偏油，故其产品产量的回落也会间接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推动总体能源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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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后期数字技术将赋能经济能源体系，促进工业减排降碳。数字化技术与生产生活深度融合，带来更加精准的创新、推动智能制造和精益化生产、颠覆传统消费方式，成为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数字化将构建能源新生态，能源数字经济将成为工业化后期减排降碳的主要路径。在数字经济时代，云计算、区块链技术等数字技术在能源生产、消费、交易、贮存等环节广泛应用，能够显著削减工业活动的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制造业低碳转型是“双碳”目标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

“双碳”目标下制造业排放路径分析

当前，中国制造业能耗水平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中国制造业能源消费总量约为25.8亿吨标煤，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55%左右。高耗能产品产量大是制造业能源消费大的重要因素，例如中国的粗钢、水泥和电解铝产量分别占全球的53.3%、59.6%和56%。加之，中国制造业用能以煤为主，占比达一半，使得制造业直接排放较高，约35亿吨，约占全国总排放量的36%，仅次于煤电行业。

“双碳”发展目标下，各行各业均需尽快达峰而后不断下降至2060年的“近零”排放。相比建筑及交通领域，制造业的排放总量高，且用能结构优化潜力大，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点和优先领域。中国石油能源展望研究团队基于构建的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模型模拟测算，制造业排放将在2025年前后达峰，约38亿吨，而后快速下降至2060年的5亿吨左右，峰值后年均下降速率达5.6%。

“双碳”目标下制造业低碳转型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是能源“双控”（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强度）政策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或将导致阶段性供需失衡。“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是中国“十三五”后期碳排放反弹的重要因素。能源“双控”目标将有效遏制“双高”项目上马，并适当加快“两高”项目退出进程。“两高”项目退出短期内将导致相关产品供给减少，节奏控制不当将出现市场供需失衡、价格异常波动等风险。

二是制造业运行成本有明显增加风险。制造业碳排放强度是服务业的5.5倍，若中国全面推行碳交易或碳税政策，将全面提升制造业发展的成本。初步测算，在“双碳”目标下，未来的碳价将呈指数式增长，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150元/吨和600元/吨左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预计届时制造业排放分别为30亿吨和15亿吨，其需要承担的碳排放成本分别将达到4500亿元和9000亿元，占2020年制造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8%和16%。

三是引发诸如就业失衡、财政收支失衡等社会风险。在低碳转型大背景下，新旧行业的就业人数此消彼长，但就业创造与就业损失间存在着时间、空间和技能的不匹配，传统制造行业失业群体难以在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中找到适合位置。当前中国化石能源产业直接从业者高达1250万人。此外，还面临新产业接替不上，制造业大省财政收支失衡的风险。例如煤炭大省山西，因煤炭市场不景气叠加替代产业发展不完备，其经济增速一度从2013年的8.9%降至2015年的3.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14年的1821亿元降至2016年的1557亿元。

对策建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根本上要依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经济走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这是解决中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本质要求。2021年2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经济发展应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这为长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

一是推动高耗能行业产量尽快达峰。一方面，新发展阶段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严控高耗能行业新增产能，推动钢铁、石化、化工等传统高耗能行业绿色化改造，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在全球低碳转型大背景下，中国高耗能产品出口面临碳关税征收导致竞争力不足的问题，需要建立绿色贸易体系，大力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需从严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出口，推动国际贸易高端化发展，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二是统筹低碳转型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一方面需要抓住中国正逐步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过程中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增长动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机遇，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抓住产业发展推动农民工及其家属就地市民化和消费升级推动城镇化加速的新机遇，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加大节约绿色消费习惯引导，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三是以绿色低碳技术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建议在继续引领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基础上，加快推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等低碳技术产业化，不断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四是制定出台制造业稳定发展支持政策和保障机制。在促进制造业低碳转型中，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财税激励手段确保制造业稳定发展。中国也可根据行业用能成本负担，适时出台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同时，完善就业保障和财政转移机制，对重点区域和行业进行补贴，帮助和支持传统产业工人培训和转岗，避免出现因低碳转型而导致贫困化等问题。

来源：《国际石油经济》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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