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起源于能源合作，但共同能源战略却大大落后

提起欧盟，我们心中所想的大多是包含了28个成员国组成的巨大的、市场化的组织，活跃在国际政治、经济的舞台上。严格来说这是广义上的欧盟，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欧盟作为整体在国际能源战略中的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有哪些？

欧盟作为整体在国际能源战略中的优势

1、欧盟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市场之一

在早期很长一段时间内，欧盟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市场。欧盟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他的一举一动，对于能源的价格、生产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社会经济和法治水平极高，投资消费预期非常稳定

能源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同时也是一个商业周期非常长的一个行业。投资者想要稳定的投资回报，就必须要有稳定的预期。欧盟对全世界来说，他在投资的稳定及消费预期上，都有相当好的表现。

3、“能源联盟”建设和“第五要素”

欧盟的政治建设上来说，随着“能源联盟”政策的出台。能源被欧盟视为除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四要素之后的“第五要素”，可在欧盟间自由流动。

4、欧盟被重要油气生产区环绕

从地理位置上看，虽然欧盟本身拥有的自然资源不够丰富，特别是油气资源。但欧盟被北海油气田、俄罗斯、东地中海、中东北非和北美等重要的油气生产区域所环绕，致使其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获取方面不存在困难。

5、顶尖的能源技术、管理水平和能源公司

欧盟最大的优势是，拥有世界上顶尖的能源技术、管理水平和世界一流的能源公司。无论是科技水平还是管理水平，都是全世界能源公司学习的榜样。

 6、可持续发展和环保议题的全球领导者，国际规则塑造能力强

在国际政治中，欧盟做为可持续发展和环保议题的全球领导者，他对环保标准、体系等相关的国际规则塑造的影响力非常强。

欧盟作为整体在国际能源战略中的劣势

1、内部基础设施和政策连通性差

虽然欧盟拥有一个巨大的能源市场，但欧盟的内部是分裂的，主要是受到了冷战后遗症的影响。之前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在冷战时期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基础设施不能有所连通，大部分能源国就存在“能源孤岛”的现象。相邻的能源国不能够互联互通。

2、市场发展的空间有限、自身缺乏自然资源

现在的欧盟受到了人口老龄化和产业外移的影响，导致能源市场发展的空间比较有限；而且自身比较缺乏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

3、社会责任和环境要求苛刻

欧盟在社会责任和环境方面的要求非常苛刻，造成了很多自然资源无法开发。例如：页岩气，页岩油等资源，因受制于欧盟对环境的管制，基本就不可能开采。

根据1995年《欧盟能源政策白皮书》对三个支柱（供应的安全、竞争性、可持续性）的要求。以这个标准看，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能源，可以完全符合欧盟对于未来能源的需求。

4、关键资源对外依存度大，没有完美供应地

关键资源（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大。虽然他被北海油气田、俄罗斯、东地中海、中东北非和北美等重要的油气生产区域所环绕，但各个产区都有自己的问题。

北海油气田面临的问题是，欧盟近距离地区的油气田，已经逐渐进入了开采的末期；新的油气田处在极北地区，未来在运输等方面的投资都会非常大，当地的自然环境也非常恶劣。东地中海虽然有成员国塞浦路斯，但他有很多的地缘政治的矛盾，象以色列、土耳其、埃及等等国家，现在的矛盾还非常大。北非的政局还不太稳定；北美地区的距离比较远；因此无一地区能够成为欧盟完美的供应地。

5、各成员国对能源发展的选择不同，难以取得共识

从未来的政治发展来看，各个成员国自身天赋禀异和不同的战略，使得各个成员国对能源发展方向的选择不同，难以达成共识。

6、“民事力量”欧盟和欧洲国家缺乏硬实力。

欧盟做为“民事力量”，缺乏国家的硬实力。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欧盟委员会的欧盟

狭义的欧盟，一般指的是“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常被称为欧盟的“大脑”和“发动机”，源自“欧洲煤钢共同体”设置的高级公署（High Authority），之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机构的执行机构，合并成为欧共体单一机构。“欧盟委员会”是欧盟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他体现了欧盟“超国家”性质。欧盟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目前每个欧盟成员国可以选派一名委员，每位委员有其专属领域。委员不代表国家的立场，他代表的是欧盟“超国家”的立场。他与“欧盟理事会（欧洲部长理事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盟委员会是唯一一个没有国家色彩的机构，也是众多法律和规制的最重要推手，推动了欧洲共同能源战略的发展。

欧洲煤钢共同体：能源合作作为欧盟的起源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起源来源于1950年5月，时任法国外长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舒曼计划”。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和舒曼的主要幕僚和“舒曼计划”的执笔者莫内（Jean Monnet）为主席。欧洲煤钢共同体在50年条约期满后，在2002年以后就不再存在了。主要是其规定的各种政策、各种精神完全融入了欧洲共同体的架构中，没有必要在单独存在，而且欧盟的煤炭行业也进入到了夕阳行业的队列。

在最初参与的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六个成员国中，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属于传统中广义上的低地国家，他们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寻求共同经济体，这个时间甚至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煤钢共同体设立的主要焦点是鲁尔和萨尔地区的煤炭资源。在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燃料缺乏。当时的法国想将鲁尔和萨尔地区的煤炭资源据为己有，如何分配这些资源就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问题。“欧洲煤钢共同体”在其架构下设立了最高机构（High Authority），对所有煤钢生产进行协调，包括原煤、焦炭、生铁、钢、废钢的自由贸易；同时对生产的定价，生产的配额进行协调，并且拥有执法的权力。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重要影响

最高机构（High Authority）被称为欧盟委员会的前身，其自身拥有超国家和超行业的属性。最高机构不属于任何一个成员国，也不属于煤钢的行业。在引导石油资源进入欧洲能源体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不秉持传统的自由经济，有自己的引导和管制等方面的各种制度，在处理包括夕阳产业、夕阳产能的退出；安抚失业工人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体现了欧盟内部两种制度文化竞争的起源。一个是国家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反应了欧洲人对于市场经济的认同感。欧洲人认为市场是促进资源配置的重要的机制。但市场本身不能够自然形成，需要国家进行引导。

“石油危机”和欧盟共同能源战略的低潮期

这一时期欧盟整体的能源政策并未沿着“煤钢共同体”继续发展。对内决策下沉到成员国层面，对外在应对“石油危机”中，国际能源署则更为活跃。欧洲新兴能源国挪威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欧盟共同能源战略的低潮期持续到80年代中期。

在50、60年代廉价石油（中东、俄罗斯）和廉价钢铁（日本等亚洲国家）对欧洲传统煤钢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如失业、产业退化等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由于廉价石油来自于中东，其供应的安全问题逐步显现。新的资源和技术（北海油气田、亚马尔气田、液化天然气技术、大口径管道技术）的出现，都对其管制机构造成了冲击。还有外部政治势力斗争（美苏对抗）对其的影响，都是造成欧盟共同能源战略的低潮期的原因。

如何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填补廉价石油的空缺，在主要大国之间之间也存在分歧。核能（价格低廉，可持续性好）和天然气（清洁）开始加入。法国迅速扩大规模接受核能，而核能在德国的发展则较为缓慢，在煤炭和核能间摇摆不定。而天然气受制于资源开发、资源前景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用了二十多年才成为主流能源。

两种“商业文化”的较量的出现

在欧盟能源战略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格罗宁根模式”和“自由市场模式”。

“格罗宁根模式”制定了可达到20-30年的长期协议和“照付不议”条款，价格由类似的参照物估算。这一模式将商业风险部分由开发方转嫁到买方，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刺激了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同时适应并鼓励了欧洲大陆国家主义色彩浓厚，非竞争性的国内能源市场。

“格罗宁根模式”是最早由壳牌和埃索公司用于1959年发现的格罗宁根气田的开发，后复制到挪威、苏联和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对欧洲的出口。曾经是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主导性商业模式，但也造成了体制的僵化。

“自由市场模式”是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影响，以英国为代表。现货贸易、价格由动态市场决定。在能源交易中拒绝由买家支付的“安全溢价”，和金融市场关系更佳紧密，受到了欧盟的青睐。

作为最大的欧洲能源进口市场和欧洲地理中心，德国能源市场在本世纪初的自由化改革标志着“自由市场模式”在欧盟内部确立了的优势，而转变则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欧盟重要能源政策的演化

90年代，欧盟主导共同能源政策迎来黄金时代。1995年欧盟能源白皮书确认三支柱（供应安全、经济竞争性和可持续性）。1996年、1998年、2003年连续出台了三次天然气和电力市场的指令，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要求提供第三方准入和拆分一体化公司，能源的生产、运输和分销必须由不同的公司来进行，体现竞争原则。2009年再次强化建立拆分机制和确认成员国监管的职责范围。2015年能源联盟（Energy Union）概念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欧洲共同能源政策达到了新的高峰。

能源联盟（Energy Union）

受制于传统“三支柱”（安全性、经济性、可持续性）内在之间的相互矛盾不能很好的融合，甚至对欧盟整体的经济和就业产生了影响。伴随着新成员国的加入，导致多项能源工程搁浅或进展缓慢（南溪、纳布科、跨亚得里亚管道等）。两次“断气”风波、“乌克兰危机”和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之间的依赖。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在2015年提出了能源联盟的战略。主要内容涉及了能源安全、一体化能源市场、能效 、气候变化 、研发创新等方面。相比以往有两点比较突出，1、解决对外依存和供应多元化。2、强化了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波罗的海地区和东南欧地区的天然气管道和电网。东南欧地区是前苏东控制下，能源孤岛较多，通过能源联盟解决了这个问题。

“北溪2”：欧盟能源战略的困境案例

2015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决定在原有“北溪”管道基础上建设“北溪2”，使得年总运输量能翻倍达到1100亿立方米。“北溪”和“北溪2”项目的本质是复制20世纪70、80年代的欧俄能源关系。在商业模式上，重复了原来大公司主导、“点对点”管道建设、长期合同等“格罗宁根模式”的特征。

“北溪和北溪2”对于欧洲能源安全具有双重含义。绕道乌克兰减少了俄乌纷争带来的运输风险（德国强调的重点），但是加大了对俄进口能源的依赖（东欧国家强调的重点）。俄罗斯希望在短期的国际制裁下得到喘息，长期方面在未来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锁定欧洲市场的份额。美国则希望阻止俄罗斯的计划，同时也有未来向欧洲推销美国液化气的意图，不希望欧洲的市场份额被俄罗斯占有。最终发展成了俄德美之间的角力。这一事件暴露出欧盟委员会在欧洲重大能源项目的自主性低的弱点。

欧盟（无）统一能源战略的困境

欧洲一体化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欧盟委员会主导的超国家模式，另一种是成员国之间的政府间模式。但两种模式在能源问题上都有很大的缺陷。

欧委会主导“超国家模式”

能源行业本身具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特点，在快速发展中不断有新资源、新技术、新议题产生，需要大规模技术官僚和资金的储备，欧盟委员会不具相关的政治权力和资源，也难以垄断对“单一市场”和“能源安全”的解释权。各个成员国都有对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解释。

受制于能源行业周期的影响，低能源价格周期中成员国忙于保就业和保经济，高能源价格周期中就产生了供应的恐慌，都不利于欧盟委员会推行统一的能源战略。欧盟和欧盟委员会没有完成整体的项目实施和政策的持续性。自身没有“硬实力”干预的能力，在重大安全关切为背景下的能源议题中缺乏影响力。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欧盟委员会面临更多“民主赤字”的困境，作为有限。

成员国之间协议“政府间模式”

由于社会经济、技术能力、国际战略和自然环境不同，成员国之间对待能源这种重大问题难有一致的政策。而能源行业深深“嵌入”各国的经济体系中，各国政府能源政策的自由度也非常有限。“煤钢共同体”模式只能应用在本身融合条件就很好的国家之间(法德意比卢荷)，但此模式很难拓展到社会、经济差异更大的国家。随着欧盟快速扩大，新入盟的成员国经济政治背景更加多样，加之彼此之间的矛盾，更增加了政府间协调的难度。政府间磋商的需求数量呈几何增长，未来“政府间”达成统一能源战略更不可能。

欧盟层面和中国的能源合作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对全球能源市场和气候变化影响巨大。主要有领域集中在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转型。目前与中国的官方合作的主要有“年度能源对话”和中欧能源合作平台。目前欧盟和中国的能源合作主要是着眼未来，政治对话性为主的合作关系。

总  结

发展到今天，国际能源博弈中上游资源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自然资源既提供物质基础，又提供政策抓手。完全依赖资源和完全没有资源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欧盟（委员会）对外利用欧洲在下游市场的优势和国际能源关系中的相互依附关系，对内打造一体化的能源市场，在能源价格周期中进行反向操作，在和资源国的博弈中取得有利的地位。对内很大程度上是“反应型”行为体，必须依赖成员国市场内部主体的动力，因势利导推进改革，而各国的国情和“统一战略”又互为矛盾。欧盟统一的能源政策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在制定和实施中，也存在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欧盟委员会自身在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力等资源的缺乏，体现出面对成员国“结构性权力”不足的现象。在对内和对外能源关系中，面对大国的单边行动和施加压力，欧盟仍然表现出“硬实力”和“关系性权力”不足。

欧盟委员会不是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能源战略。外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可能暂时会采取“以拖待变”的方式，等待外部条件（经济、技术等）的改善，在倡导能源改革。